楊東彪
  
  犬子有兩件事,一直是滿腹狐疑的:一是書包,一是補課。這兩件事,對他這個“00後”而言,是那麼匪夷所思。
  先說書包。
  我上學的時候,背的是“軍挎”。那時背“軍挎”特別神氣,尤其是新“軍挎”,背著它,像騎著一輛稀缺的永久自行車一樣惹眼。我姐夫那時在南京軍區服役,每隔一兩個學期就可以給我換一個新“軍挎”,引得同學們垂涎不已。我身後常有幾個跟屁蟲,為的是第一時間要走我替換下來的“軍挎”。
  犬子上小學時,幾個朋友不約而同送來的全是書包,都是響噹噹的牌子。起初我覺得書包大得誇張,等開了學,看到孩子書包里裝的書本多得快超過我上高中時的數量,才發現自己判斷失誤。我上學時,書包里書本有限,必備的是彈弓、香煙殼和小人書。犬子的書包,裝了課本、練習冊和文具,就沒有多餘的地方了,鼓囊囊的,走起路來,在他窄小的肩膀上一晃一晃的。
  這件事留給我一個疑惑:那麼浩繁的知識要一股腦灌輸給孩子,孩子得長多大的腦袋才能裝得下?
  孩子的腦袋容量有限,老師的課時也同樣有限,因此就只能提高課時的效率。現在的人,一面哭喊著要“慢下來”,一面又火急火燎要“快節奏”。火車都進化到了高鐵,教育也不能落伍,得提速,初二講完初三的課程,初三就講高中的課程。速度是上去了,性子慢的孩子只好每天愁眉苦臉地囫圇吞棗。
  再說補課。
  我上學那會兒的補課,是老師集中了班裡幾個學習遇到問題的孩子,放學後留下來開小竈。運氣好的,周末還能去老師家邊做作業邊補課,還管飯。這一切,都是老師自願無償的。說給現在的孩子聽,孩子不信。
  我中學的數學老師,是一位身材瘦小的盛姓女教師,上海人。數學成績一直處於中上游的我,有次期末考試居然不及格。那個暑假,盛老師把我叫到學校去單獨給我補習。我清楚地記得她跟我姑姑說,是她教得不夠好,沒給學生正確的學習方法和思考路徑……
  家有學齡孩子的家長,談論的最多的無非就是補課和報班。我自始至終反對這事兒。只希望孩子該學習的時間專註地學,該玩的時間就忘乎所以地玩;別像我自己小時候——學的時候想著玩,玩的時候想著作業沒寫完——怎麼都不盡興。這也是當年盛老師叮囑我的話,這些話連同她的上海口音,都被我一一記在了心裡。
  孩子一周五天被圈在學校里,還要被褫奪課餘生活;童年時光總共就那麼幾年,非要去實現大人自己都未實現的夢想,賠上孩子純如璞玉的童年,實在不忍心。
  前段時間孩子自己突然綳不住了,非要去上補習班,說班上同學都上了。孩子小學二年級就在《北京晚報》發文章,還獲過幾次全校奧數第一名,比較自信。自打兩次數學月考不及格,開始自我懷疑了,痛苦地對我連說數遍“我真的不會”!他眼裡滿是無論怎麼鼓勵也抹不去的沮喪,試卷上的叉叉也越來越多。
  孩子班上的老師隔三差五給我發短信,通報孩子的學習狀況,包括考試成績和排名。有時也會具體地提示某個單元的內容沒掌握,讓我給孩子補補。收到這樣的短信,我的第一反應必然是起急冒火,責問孩子是不是沒認真聽講。但靜下心來一想,為什麼孩子學不會呢?老師是傳道授業的,既然知道孩子在某個單元學習掉隊了,那就針對這一段問題趕緊補上才是,怎麼把問題打包給家長,讓家長補課呢?
  每逢孩子們上學和放學,學校門口除了接送孩子的家長或保姆,就是教育培訓機構發小廣告的。可這些補課班的教師連孩子的秉性和學業癥結都不瞭解,怎麼比肩孩子在校朝夕相處的任課老師呢?學校對升學率和聲譽的追逐,家長們望子女成龍成鳳的心理,使這些收費不菲的教育機構遍地開花。這說明瞭什麼?是我們的課堂教學質量不過關,還是現在的孩子智商低下?如果說是孩子智商問題,怕是沒有一個家長甘心承認的;如果是課堂教學有問題,學校也肯定要反對。
  我和一家知名培訓機構校長吃過幾次飯,他創業前開個小夏利,不到兩年就換上了奔馳SUV。酒足飯飽之後,話語也就直率略偏激,我指責這些所謂的輔助教育培訓機構是撿漏機構,教育產業歸根結底是輔助教育產業云云。
  補,或者不補,補習班就在那裡,來軫方遒,擾著孩子的童年和脆弱的神經,窺探著家長乾癟的錢包。  (原標題:書包和補課的那些事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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